你才是专栏作家

2013 年 1 月 12 日03:32:40 发表评论

在北京,与其说一个人是专栏作家,倒不如说他是无业游民更合适些。中国媒体的专栏文章制度相比西方而言,远未完善。一个居住在北京的专栏作家,除非他能一天写一篇文章,否则完全不足以供养家用。专栏作家也不是一个可以定义身份的职业。我在居委会登记资料时,居委会大妈七嘴八舌地要看我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证,非此不足以证明我是个作家。

专栏作家是游离于这个大体制之外的民间发言人。在一些公开的场合,我很喜欢被人称为专栏作家,这样可以较为自由、不带顾虑地独立发言,既不会牵涉我所供职的公司,也不会给别人带来媒体所携带的那种不安。其实,我根本也算不上作家,也不会失心疯地要加入中国作协。我就是个码字儿的文字工作者。在没有正经工作的时候,写专栏是我唯一的收入来源。

这个故事要从2003年的非典说起。彼时,我蜗居在马连道的一间斗室里躲非典,天天用绳子从窗户吊麦当劳的外卖,眼见快要不名一文。有一天无意中翻开一本《三联生活周刊》,看到《生活圆桌》那个栏目,不禁喜上眉梢,这样的稿子多简单啊,我也能写。灵光乍现后,用了不到半个小时,写了一篇题为《床笫之欢》的小文章,用电子邮件寄给那个投稿信箱。谁料下周就刊出了。

对一个23岁的外省来京务工青年而言,名字跟很多名人并列,我自然非常开心。这个栏目的主持人是苗炜,他的回邮也很简单,希望我能多写。于是第二周,又写了一篇小文章给他,又是当期刊出。文艺青年一般都容易把创作冲动误认为是创作能力,我被他这么一鼓励,似乎觉得自己还是有创作能力的。

这两篇文章之后,我就不给三联写了。因为《中国新闻周刊》的随笔专栏编辑看到那两篇后,辗转找到我,表示可以给更高的稿酬,让我写给他们。我才不理会这二者的差别呢,有钱就行。也就是说,我最初写专栏文章,纯粹是为了稿费。我没有太高尚的目的,我至少要把中文系的学费挣回来吧,不能亏本。多年之后,我在一个饭局上见到苗炜,那是我第一次见他,但却颇有相知已久之感。

那时候还不敢以作家自居。我是个23岁才毕业一年的毛头小子,作家这个身份离我太遥远了。2003年的夏天的一个晚上,我跟巫昂坐在后海扯淡聊天。她问我以后想干什么?我说什么也不想干,像你那样白天看书,晚上写专栏就好了。这话我说过就忘记了。2009年夏天,我们一起受邀去搜狐视频做一个访谈节目,她突然提到那年夏天的晚上,说道,你当年不就是想做专栏作家吗?你现在已经是了,有什么不同吗?

2003年11月,《新京报》创刊。他们编辑找到我,希望我可以写一档叫《新北京观察》的栏目。这个栏目就是从偏理论的层次谈北京的建筑、交通、生活、游乐、社区、历史等等。为了写这个,我读了一堆当时觉得全然用不上的书。许多文章完全是现炒现卖。不过,这个时期的写作,让我迅速地重新的了解北京,这个光怪陆离、让人爱恨交织的城市。一些老辈人都不太知道的典故缘起,我都能信手拈来。

我甚至为了写好这个栏目,周末骑车在各条胡同里乱窜。二环里那些窄小幽深的老胡同,我几乎都走过一遍。看到老房子、老建筑就回家做记录、查资料,跟一些老人聊天,在各种小吃店老字号流连忘返,后来发现连自己的口音都变了。我认为这是“本地化”的开始,既然决意在北京呆着,为什么不写我眼中的北京呢。

彼时《新京报》在推广一个叫“新北京人”的概念,我认为我就属于这个群体:爷爷辈没有扛枪进城,父亲没赶上高考重开,在此举目无亲,全靠自己瞎混。我跟北京的关系很简单,就是京漂。由于没有语言障碍,融入北京的生活其实很简单,普通的北京人也并不排外。我有了很多当地的朋友,和北京的距离也就更近了。

再后来,《南方都市报》邀我写京漂生活,我欣然答应。这样一路写下来。前一阵子,我的专栏出现话题重复、素材重复引用等等状况,让我觉得这个主题似乎已经无法再谈下去。堵车写过三次,水淹京城写过三次,台风写过两次,我都觉得有骗稿费的嫌疑。每周三都绞尽脑汁的想,这周要写什么。比如前一阵引起关注的大使馆天气预报,我在2010年的专栏里就写过,我也不能趁大家现在热炒这个就拿出来重写一遍,那样太不道德了。

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2011年的春天到了香港工作,就停掉了在《南方都市报》上写北京的那个专栏,开始在《看天下》杂志上写香港。相比北京,这是一个新的世界,有许多值得我去发现的东西。这个位处亚洲中心的现代化大都市的确有许多颇可赞许之处,我不过是为前人的议论增加一些并不重要的注脚而已。但香港的生活对我个人而言,却称得上是一次脱胎换骨般的改变。也许我至今都没意识到,她对我的影响有多大。

英国人遗留下来的那些有形的建筑、雕塑以及街道,是这个城市可见的部分,是历史留给她的外在烙印。然而秩序、规则与意识——这些不可见的部分——在支撑着这个城市的价值与梦想。站在这个城市的街道上,有一种无形的力量让我感到畅快、自由与安逸。我常常站在窗口默默地看着维港上空明艳的晚霞,心中一直在想,是什么力量可以让一个地无三尺平的地方变成如今这样?

很多香港朋友问我在香港生活的感受,我都非常简单地回答他们,生活在真实当中,或者说,我会觉得生活更真实。此时我会忽略我瑟缩在维港边上一个300多呎的斗室里、被80年代的冷气机吵得难以入睡的情节,但我从不觉得这种生活有什么可以值得抱怨的地方。这真是一个很奇怪的答案,但却是我真正的感受。与此同时,我会想到英国作家简•莫里斯(Jan Morris)描写香港的一句话:就社会而言,这片土地是自由的,并且基本上是公平的。

可以说,大英帝国就隐藏在这个城市当中,像幽灵般无处不在。这与另外一种无形的力量构成了某种微妙而隐蔽的冲突,至今让香港徘徊在一种复杂的纠结甚至愤怒当中。过去的一年中,香港社会发生的许多事件也与这种冲突有关。有时候,香港就像身份认知分裂症患者,无法确认自己的属性,就像前文提到的莫里斯(她在46岁时做了变性手术)一样。不止是普通市民,整个城市的价值与身份认同都出现了严重的危机。这也让空气中的硝烟味道愈加浓烈。

见证香港回归的会展中心坐南面北,其地基系在维港填海而成,突出在海面的金紫荆广场,是整个维港的视线中心,这种设计背后蕴含的政治意味不言而明。过去关于香港的文学叙事都围绕维港展开,从视觉形象上确立维港新时代的来临有其必要。同样是金属与玻璃结构的中银大厦,也是取代汇丰银行大楼的新地标。这种角力在各个领域几乎同时存在。

我喜欢去尖沙咀的一个高层酒吧,在那里可以俯瞰整个港岛的夜景,对岸鳞次栉比的大厦顶楼,有数不清的闪烁灯箱广告,有中文的有英文的。光影投射在维港的海面上,波光粼粼地荡漾出这个城市的光辉与荣耀。红隧入口上方有一个蓝底白字的灯箱,上书“北京控股”四个大字。我经常对人说,这才是理解香港的一把钥匙。如果说大英帝国对香港的影响无处不在,那么反过来也可以说,中国大陆施诸于香港的影响亦然。

我逐渐在理解这座城市的历史与现在。我把最直观的私人感受记载下来,并在截稿的时候告诉我的读者,并且试图让他们知道我对于这个城市的思考并非是走马观花或者刘姥姥进大观园那样的简单。同时又为了不给他们造成太多的阅读负担,我又尽量写得轻松而简约。可这实在是一件很扭捏和不轻松的事情。在描写香港的一本书中,我的朋友严飞曾经说过,他是一脚站在香港,一脚站在大陆,可以说写的是“门槛上的香港”,我则试图把另外一只脚从门槛上拿下来,让自己全身进入。

说实话写得很累。说到底,我是一个思想浅薄而又无知无畏的人。我经常痛恨自己当年没好好学习,以至于沦落到靠卖简单常用汉字为生。这些文字在人类浩如烟海卷帙浩繁的所有文字中,完全黯然无色毫无意义。我甚至觉得这样想一想也是对过去文明的亵渎。在过去的几次搬家中,我扔掉了几乎全部的样报样刊,以至于当有编辑来讨论出版事宜时,我完全无法确认这些文字具体发表的时间。

我日益强烈地希望能够给读者提供更好玩更好看更有深度的文字,然而进展有限。我似乎遇到了一个极大的写作瓶颈。再这样下去,我就生生把自己给毁了。我极度不安地希望过去这些年里个人的城市体验,至少能够给那些京漂和港漂青年提供一些信息上的指南——假如真的可以这样,那倒要谢天谢地了。这个集子里还有一部分千字文是我对中国其他一些城市的细枝末节的观察,其实就是絮絮叨叨地对城市里的鸡零狗碎发出各种牢骚。

因为在写作上的枯竭和思想上的不自信,我开始厌倦被称为一个专栏作家。这里要用到那句名言,据说以前是拿党员开玩笑的。别人假如在公开场合说我是专栏作家,我就要以半开玩笑半怒斥的口吻说,你才是专栏作家!你们全家都是专栏作家!

我在这里索性把序和跋一勺烩了——我很感谢《独立阅读》的诸位同人,惠允将这部小书与他们的大著放在这个系列里交由浙大出版社付梓。作为滥竽充数的一员,我衷心希望这部书不要成为票房毒药。感谢浙江大学出版社的赵琼女士,不厌其烦地催促我整理过去的文稿,也让我有机会重新审视过去十年的自己。

此外,我非常感谢《南方都市报》的前评论编辑邓志新先生、《看天下》杂志的编委彭远文先生,正是他们每周一次夺命般的催稿和不断鼓励,才让我有动力写下这些零零碎碎。我同时亦希望读者能够对这本小书提出最严苛的批评,让我未来会对笔下的文字更加敬畏。

2012年9月,香港北角

作者:贾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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