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闭的公共空间

2012 年 11 月 11 日02:58:52 发表评论

在泰国和老挝旅行时,有一点令我印象深刻:那里所有的车站都非常开放。阿瑜陀耶、乌汶和廊开的火车站都是前后敞开,没有任何护栏,人们即使没有车票也都可以自由出入,一直走到月台甚至铁轨上,曼谷最大的华南蓬火车站也大抵如此。长途汽车站更是了,除售票窗口外通常都是四面无墙,只是一个遮住若干座位的大屋檐——固然这样设计的原因之一也是因为南方炎热,要在中国北方,这样非冻死旅客不可。这些确实与国内通常所见形成鲜明对比。在中国,即便是小城市的火车站,通常也都有门口安检和验票,进去后则分别在不同房间的栅栏后,等放客时再验一次票才能进到月台。汽车站虽然没那么严,但往往也都有一个个不同门口的护栏。

 

其他场所也大抵如此:一路所见的吊脚楼建筑,除简易的篱笆外,极少会有院墙;许多城市公园也并无围栏,而寺庙虽有围墙,但通常都是大门洞开直至深夜。回想起来,在国内的城市和乡村,围墙及其近似物则似乎是无所不在的景观之一:几乎每个城市小区或大院都有自己的围墙,而这些小区的每间房屋,又经常被严密的铁栅栏和防盗网封死,在我老家乡下,许多人家发财后常常会先把自家的院子用围墙圈起来。

 

如李济所言,挖沟和砌墙是我们这个民族最当行本色的两件事,想来最初它们都是从农业活动中而来。中国之所以有长城,原因之一大概也因为我们一直是世界上最擅长、也最喜欢筑墙的民族。按语源学的分析,很多语言中“围墙”往往是与“城市”密切相关的,因为最初的城市通常是一块由某种围墙圈住的空地;但早期世界的许多城市(尤其是地处海岛或半岛的安全地带的城市)都没有城墙,不管是米诺斯文明还是效仿长安的日本奈良,古代的斯巴达人最初甚至视修墙为怯懦。东南亚的海岛地区,古代除了王城外“一般都没有围墙”(《东南亚的贸易时代》),以至于在当时欧洲人眼里,东南亚海岛地区的城市只不过是“一群村庄合在一起而已”。中国虽然在西周时主要城市都还没有围墙,但城墙很快就成为中国古代城市的一个基本特征,以至于浙江福建等地的历史文化景观主要就是“围”——凡城镇、卫所、村落都有围墙。最有名当然是历史上的坊市制:虽然如今盛赞唐代长安是个“开放的国际大都市”,但它本身却是个超级设防堡垒,不仅有高大城墙,城内各坊还都围有墙垣,坊门按时启闭,并有兵士把守——在今天,则演化为安装了摄像头并有保安值守的居民小区。

 

如果去看北京传统的四合院、徽州老建筑、扬州个园等园林、广州西关老宅或上海石库门,不难发现它们的共同特征之一是一种隐约可见的防御心态。它们往往开窗很高或很小,而墙则相当之高,前门一关之后,基本就与外间隔绝,从外面无法看到里面发生的任何活动。那时不仅所有城镇村庄都有围墙,所有人家的宅子实际上也都是一个堡垒——尽管在一些反传统者看来,那或许更像是个监狱。但那主要是汉文化主导的地区,西南各族在接受四合院之前,其建筑形态都是完全开放的,关外的游牧世界更不必说。一百年前桑原骘藏来华考察时曾注意到,“凡关内地区,府州县镇均设围墙;关外之地不分府州县,均没有城墙,此为一大特征。”如承德府、滦平县等均不设城墙。内蒙阿尔山的火车站也更像泰国的那些火车站:没有护栏,自由出入,直到上车才买票检票,不知是因为阿尔山站太小,还是那里原本就较少围墙?

 

无所不在的围墙似乎表明了中国人长久以来对安全和控制边界的焦虑感。我们试图用围墙、栅栏和篱笆宣布意图,划出清晰的边界,将冲突和争议限制在某一区域之外。相比起无边界的自在或投身于无限的无秩序状态之中的冲动,我们更多谋求的是围墙内有秩序的生活。裴宜理曾断言:“综观中国历史,围墙是针对冲突的建筑学反应。”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可以这么说,因为各地碉楼、土围、土楼等高墙深院、防御性极强的建筑最多的地区,常常也是历来械斗最剧烈之所。1860年John Scarth在《在华十二年见闻录》中曾说,韩江流域“在1850年代,所有相邻的区县都处于严重的无序状态,乡村、城镇和宗族部落都各自筑有围墙,像一个个散漫分布的小王国,而且似乎它们在随时都准备着与邻居作战。”两年前到汕头时,这个城市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就是它那密如蛛网的居民楼防盗网,这不知是否也是那种防御心态的遗产和治安现状相结合的产物。

 

如今,在中国的城市中经常还是看到各种封闭的空间。本来就已非常缺少公共空间(这也是历史遗产之一),但即便建成了公众活动的空间,常常仍不肯完全开放,总是有这样那样的种种限制:不能随便进入某一区域(公园都有围墙;草坪尤其不许踩踏);只在一天的有限时段开放(往往很早就关门了);常常故意不设置长椅等便利设施以供人停留;公园常有诸多禁止事项,或至少是文明守则,严格地控制着人们的不当行为(何为“不当行为”则由公园管理部门定义),在公园草坪上试图支个帐篷过夜或在长椅上睡一晚,尤其会遭到驱逐。许多城市公共空间的保安,与其说是服务市民的,不如说更像是监督和制止你不良行为的警察。即使在上海这样竭力试图跻身国际都市的城市,在世博会结束后,其遗留下来的后滩公园也长期一直不肯开放,又不说明任何理由,使许多空跑一趟的市民恼火不已。我们有一句耐人寻味的常用口号:“爱护公物!”似乎公共空间里的事物(尤其草坪)是人们都应呵护而无权侵犯的集体财产,而不是每个市民都有权享用的公共设施。限制人进入空间本身就是一种控制性权力(在北京,这种普通人无法进入的空间想来更多),而另一种间接隔离措施——收门票,一度也是国内许多机构的钟爱之一,固然这一点,在近年来博物馆、艺术馆、公园等普遍免费开放的浪潮下,已有了很大缓解。

 

相比起来,纽约中央公园向所有人开放,虽然也有低矮的石头墙体,但那并不是为了限制人进入,而是为了防止泥土流失。人潮涌动的纽约中央车站,也没有那么多安检和检票关卡,似乎并未因此有许多人走错或逃票。美国的住宅也很少高墙深院,更不必说防盗网了,通常只是低矮的木栅栏,许烺光在比较中美两种生活方式时曾说:“大多数美国人的住宅既没有矮树也没有院墙,他们只是用窗帘或百叶窗把屋内同外界隔开。大多数中国人的住宅都有高大的围墙,从院外只能看到屋顶,坚固的大门把院内同外界分开。”确实在西方,城市空间的私有化也是常被议论的事,人们很早就注意到“一些缺少窗户的实墙面围合着封闭的、防御性的群岛”使“很多美国城市的公共环境已经成为空洞的沙漠”,某些现代的“恐外的领地”逐渐产生,这“有助于产生认同感、社区感和居住其中的人们的安全感,其最终发展方向是设大门的封闭社区”(《城市设计的维度:公共场所-城市空间》)。但这些似乎还是不能和中国比拟——在这里,“设大门的封闭社区”向来是个常态,而不是可能出现的情景。

 

围墙的特点之一是:它一旦建立之后,要拆除它总是不太容易。如果今天把许多学校的围墙完全拆掉,恐怕会有许多家长感到不大安全;要让人们把家里那难看的防盗网卸掉,他们也许晚上也会睡得不大踏实起来。我们似乎习惯于谋求某种绝对安全,即便那以牺牲一部分采光、美感、便利、对外交流或自由为代价。我这么说,隐含的意思是默认“开放”比“封闭”要好;而在现实中,很多人大概会担心无限开放带来的混乱:不管是车站内的无序,还是公园里被随便践踏的草地。确实,这样的情况很可能会出现,然而秩序和恰当举止,并不是依靠外部的限制来达致的,那更多的要靠人们内化的规则。我一位曾留美的朋友说,“美国社会看上去十分开放,实则戒备之心深重”,私人住宅没有高墙或防盗网,但无人敢擅闯私宅,因为你不仅将可能被控重罚,甚至可能被一枪打死。这些无形的规则就是看不见的威慑,相比而言,有形的围墙却往往被人蔑视或无视,在公共空间里,它与其说约束了人们的行为,不如说常常只是造成了人们的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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