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敬明与他的成功强迫症:碌得像一颗陀螺

2013 年 6 月 27 日07:09:36 1 2,678 vi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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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畅销的作家、80 后第一位进入中国作协、资本家、艺人、导演、杂志主编,从小镇少年到城市名流,是什么支撑郭敬明走到今天。三十岁的他,相信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希望自己不留遗憾,一定要凡事做到不能再做,永远向上爬。

28 岁那年,郭敬明立下了人生的第一份遗嘱。

其实并没发生什么大事,不过是坐飞机时遇到几次气流,他突然想:假如有一天我消失了,一切都会乱套。所以,要安排“一个完美的方案”,让家人、公司、朋友和签约的作家“都可以过得和现在一样”。

认识十几年的好友兼他的员工落落说:“他的价值观就这样—有多少人非常依赖你、对多少人来说你非常重要,这就是对自己人生的一种肯定。”

那是2011年,他第三次成为中国作家富豪榜首富,在福布斯中国名人榜中排名第52位。当年7月,他创建的最世文化公司度过了五周岁生日,旗下员工作者人数逾百,于中国青春文学出版市场上占据约75%的份额。两年后,他还是作家榜首富、畅销榜冠军。去年获得诺贝尔奖的莫言是亚军。

现在,除了作家、出版人、老板、歌手等令人眼花缭乱的身份,郭敬明又多了一个头衔:电影导演。他自编、自导,根据自己小说改编的电影《小时代》即将在暑假上映。这部以欲望和情感纠葛为主题的三卷本小说,原著总销量超350万册,电影预告片上线一天点击率就破了千万。在电影新闻发布会后台的休息室, 一袭白衣的他和那些流言所形容的一样矮小,甚至有几分弱不禁风,就连瘦骨嶙峋的杨幂(微博)(微信号:miniyangmi)站在他身边都成了女巨人。但这不妨碍所有走进这间休息室的人,都得快步凑到他身边打个招呼, 毕恭毕敬地叫一声:“导演。”

30岁的郭敬明志得意满。在他位于上海静安区腹地的豪华洋房里,作为访客,很容易判断出传说中他为此花掉的九位数人民币物有所值。墙壁上镶嵌着浮雕,会客室四周都是名贵古董和明晃晃的巴洛克式吊灯,Kenzo的沙发与Hermes的杯子相呼应。单单矿泉水就有四种,全部进口,按矿物质比例、水源地不同而区分。他窝在沙发里,翘起腿,整个人自信而惬意,“我很喜欢现在的状态,18 岁时我设想关于未来的一切,现在都超额满足了。”

他的人生以18岁为分水岭,一个平凡怯懦、家境平庸的小镇少年与后来精明世故、挥金如土的城市名流被蛮横地阻隔开来。过去十年,伴随着网络文化的发达和消费文化的崛起,“郭敬明”成了一个文化符号,只要印上他名字的出版物销量就能比同类多出十倍。可与此同时,他也得承受兴盛的言语暴力。天涯论坛嘲讽名人的金乌鸦奖为他而设,抄袭案让每个人都有了可以审判他的错觉,“菊花教”和“四娘”这样的称呼带有赤裸裸的人身攻击意味,各种嘲笑他身高的段子层出不穷—在一张被冠以“姚明和郭敬明合照”之名的照片上, 姚明的身旁空无一物。

但这只是促成他强悍地、近乎是报复性地实践着自己的人生目标—“我要成功。”隔在小镇少年和城市名流间的那条鸿沟有多么遥远深邃,他就打算跑得多快、跳得多高,势必要将阻挡他的力量全部抛在身后。

18岁那年,他从西南边陲的小镇出发,带着简单的行李出发去上海念大学,像每一个不名一文的少年一样充满对城市和未来的幻想。2013年,他对18岁的自己说,“你的决定是对的,相信自己,你做得到的。”

和他一样年少成名的美国作家菲茨杰拉德曾说:“年少成名让人对‘命运’而非‘意志’产生某种近乎神秘的定义。年少得志的人相信,他的愿望之所以能实现是拜头上的幸运星所赐。年届三十才显山露水的人,对于意志和命运之间的比例,会有一套均衡的概念。”

真如菲茨杰拉德所言,在以一部《幻城》名动天下后,18岁的郭敬明毫不怀疑命运的垂青与自己的独一无二。30岁的他已经像大器晚成的人一般笃信不疑,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一定要没有遗憾,一定要做到真的不能再做了”,永远向上爬。

那份遗嘱,他每半年修改一次。最近他决定,要重拟一份更周全的。

5 月底,郭敬明来北京,为《小时代》宣传。但凡有点空闲, 郭敬明手里一定牢牢攥着iPhone4 和充电宝,对着微信群开会。没换iPhone5 的原因是怕麻烦,“一想到要花时间备份导记录,我头都大了。”他五分之一的时间都在赶路。在拥挤的四环上,他布置了预告片上线的时间、确认了悬挂海报的尺寸样式、邀请朋友参加首映式、为某个项目报价、询问了宣传视频的反馈效果、敲定了三个重要会面、为两个争执不下的同事斡旋,最后又预约了通告结束后去剪片。他成功地将当天工作时间延长到了18 个小时。

偶尔,当工作暂告一段落,他就会抬头看看窗外,轻声地哼唱《小时代》主题曲—他自己作词的《时间煮雨》,再刷新一下微博最新的转发数字,感叹一句“我操,太牛逼了”。第一天的惊叹献给了韩寒—有好事者PS了张韩寒半裸香肩的《小时代》海报,郭敬明在微博上转发,“一定是我的打开方式不对。”—这可是《上海绝恋》问世8年后,他第一次公开谈论“韩郭恋”,轰动效果如他所料。

这让他挺兴奋,也缓解了他的焦虑。每一次重要作品面世前,他都会惴惴不安地到处撒娇。旗下刊物《文艺风赏》的主编笛安和编辑一起提前看了《小时代》样片。郭敬明先是反复问笛安“ok吗?真的ok吗?你确定吗?”得到褒奖后,他又转向编辑,重复相同的问题。《小时代》编剧之一猫某人说,“他有‘产前综合症’。”落落一言以蔽之:“他就是作,要听我们说好话。”

“作”还不足以完全解释他的控制欲。事实上,他不能容忍自己竟然不掌控每一个细节,大到上映日期、片花剪辑,小到每条宣传微博的编辑和发出时间,他事事都得亲力亲为。有那么一小会儿,事情看来有点脱节,工作人员拿来的电脑空格键坏了,一条重要微博无法正常编辑,他的声音变得暴躁,抱怨了一句后紧咬住下唇,啪啪猛敲几下键盘。大伙儿都吓住了,四处找新电脑,转个身的工夫,他已经收敛了情绪,反过来安慰众人, 语调和睦如微风:“没关系别找了,我想别的办法就好了。”

《小时代》发布会举办的前一天,郭敬明排了五个通告,足迹遍及北京城东南西北各角,中间就扒拉了小半碗米饭。工作在晚上11:38分结束,吃了一顿火锅后,半夜两点多才躺下。早上九点,化妆师又开始敲门了。

发布会可是件大事,呼啦啦上百家媒体到场,十几个演员一字排开,绝对是他导演之路上的重大一步。他站在最中间,笑得恰到好处,露出14颗牙齿,看上去分外镇定,下台前不忘向身边的监制柴智屏(微博)做出个“请”的手势。女主持一次次地把他请上台,要导演谈谈感想爆爆八卦, 他接过话筒,滔滔不绝。台下的助理悄声说,“这都是现说的,他没准备。”

能说会道是种能力,郭敬明具备。指望从他那里听到深刻洞见并不现实,但他足够狡猾,懂得察言观色, 总能琢磨出什么场合该说什么话。他不看采访提纲,不对问题设限,遇到陷阱也晓得怎样巧妙翻身。发布会结束后,他和女主角杨幂坐在视频网站的摄像机前对谈。记者问杨幂,“为什么会说郭敬明是名牌的奴隶?”没等杨幂回答,他先抢过了话头为杨幂开脱,再反过来宣传电影布景的精美绝伦,“都是因为我们的道具衣服太贵了,颠覆认知,她才会这么说的。”答得滴水不漏。

就算面对再多质疑,今天的郭敬明也绝不动怒。有场通告是录制《锵锵三人行》,开场前他枯坐在休息室等了大半个钟头。节目开场,主持人窦文涛和许子东对他的不解似乎刻满了脸上的每一道皱纹,问题暗露机锋,从涉嫌抄袭、文学价值到商业定位。郭敬明用自己的逻辑一一回答,录完节目,不忘起身说句: “谢谢。辛苦两位老师”。

现在他是个多么妥帖而周到的人,下午四点,结束对广电总局领导的拜访,他奔赴北京城西的央视录制一档电视节目,化妆师随行,助理的包里鼓鼓囊囊塞满了衣服,一水儿名牌,全是黑白两色,只在细节上有低调区别,保证每次出镜都有新鲜感。两个小时后,节目结束,他和在场的所有工作人员一一握手,嘴里不迭声说着谢谢,签了所有的照片和书后,又匆匆上车。

已经比预定时间晚了接近一个小时,他先是接了三个电话, 又狂发了一通微信。逐渐地,他的头越来越低,原来是睡着了, 小小的身子整个蜷缩在了车座上,呼吸均匀而粗重,显然已经极度疲倦了。

但车门打开的当口,他像是被按下开关一样弹起来,几乎是蹦蹦跳跳地闯入影棚大门。《小时代》的演员们早已齐聚,他趴在杨幂的膝盖上,半开玩笑地抱怨好累。杨幂和他开玩笑,“我爷爷可在呢。别让他觉得导演潜规则女演员。”他抬头看看,又趴下, “没事儿,你胸大,能挡着我。”杨幂推他,“那是因为你个儿太矮了,他才看不见。”

嘻嘻哈哈之后,他补妆、再换衣服,对着镜子端详了一会儿自己那张巴掌大的脸—上面因为憔悴而浮着一层薄粉,转身继续精神抖擞地沟通拍摄方案,在两个休息室里窜来窜去到处找人聊天。直到摄影师一声令下“开拍啦”,十几个演员将他簇拥在了影棚中央,更多人围成了一道扇形,将那块小小的场地挤得水泄不通。突然有人吼了句“扔导演”,下一秒钟,他就被抛向了高高的天花板。“呜!呜!”伴随着这样兴奋的尖叫声,影棚里的燥热上升到了一个新高度。人群里的他兴奋起来, 两眼闪着亮光,脸颊泛起一阵红晕,尖叫起来,投入地扮演着领导者的角色—在那一时刻,这群人仿佛组成了一个独立的宇宙,就像一个个卫星,心甘情愿地被纳入行星的轨道,围着他运转。

这就是郭敬明想要的生活,忙碌得像一颗陀螺,被欲望鞭策, 一刻也不停转。他最怕什么?“怕老、怕死,不是怕变丑,而是怕没有体力和精神强度来支撑我完成目标。”有几分钟他忽然非常忧伤,“人生价值就是要自我实现。”他把自己定位为悲观主义者, 痛恨自己的可能性还不够宽广,“脑子里想的事和生命能支撑你做的,实在太不成比例了。我不能接受自己有碌碌无为的时间。”

用有限的时间追求无限的事业,真是个正能量的励志角色定位,他对此很满意,也并不打算遮掩自己的勃勃野心。某天中午, 在两档通告间隙,他突然说,“我拍电影肯定让好多人好奇得够呛,这个小屁孩要干嘛啊,会拍出来什么东西。”他为自己的猜测大笑起来,继续说道,“这次我进影坛,一定会像当时我进文坛一样,震死他们。”

2002年10月,郭敬明的中篇小说《幻城》在《萌芽》上发表, 很快引发热议。2003年,续写成长篇小说的《幻城》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当年销量近百万册。2004年,凭借这部小说,郭敬明进入了福布斯中国名人榜,位居第94位。

时年19岁的郭敬明,刚从自贡来到上海大学念书,除了两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得主的身份外,毫无凭恃。在大学的前十个月里,他看上去和其他大一新生没什么区别,一头黄发,穿花里胡哨的衣服,戴蓝色或绿色的美瞳片,喜欢四叶草配饰,最爱吃校门外的麻辣烫。他常和朋友阿亮、痕痕、Hansey等人约好通宵打网游《仙境传说》,用“一半明媚、一半忧伤”来形容自己,梦想毕业后做一名广告人。直到《幻城》出版,他像被拎出来丢进了名利场,“一个周边嗡嗡作响的搅拌机”,他隐约察觉到,一种全新的生活要开始了。

在当时,他就已展现出商业天赋。《幻城》责编时祥选在上大附近的宾馆第一次见到郭敬明时,小说还未写完,但郭已经自己找人画了插图、设计封面。《幻城》大卖后,出版社为他安排了密密麻麻的签售行程,周末两天都在全国各地飞来飞去,他从无怨言,也没有对吃住行提出过特殊要求。春风文艺出版社是国营单位,没有包装文学“偶像”的意识,“做严肃文学的,和那帮做娱乐圈的牛鬼蛇神斗,哪玩得过他们啊。”郭敬明取笑当年的自己,“他们今天告诉你,我们要去所学校,有一千个学生在下面等着听你演讲。我当时只想,我要穿件好看的衣服。你懂那个心情吗?我根本没意识到那是种商业营销。”

娱乐圈向风头正劲的他抛来了橄榄枝,快乐大本营邀请他参加,条件是希望他骑着哈雷机车出场。“放到今天,我一定告诉你这不可能,可当时我完全不觉得有什么。快乐大本营啊,好酷哦,我从小看到大,还能见到演艺明星。”他答应了。接下来的活动更令人眼花缭乱,剪彩、座谈、在线聊天,他甚至被撺掇着出了张质量欠佳的专辑。最离谱的一次,他被拉去走秀,“我要在T型台上和那些一米八几、穿12厘米高跟鞋的女人一起走,换到现在,我能允许吗?”30岁的郭敬明越说越激动,手在空中乱比划,半晌反应过来,自嘲地笑了笑。

“我以前像只提线木偶,被一群已经走在前面的人拉着、拽着。”他用尽全力向他们奔跑,跑到一半才发现,原来这不是自己的方向。“没办法,你自己主动要跑那么快,甩开同龄人,你就必须更有主见。”

2004年6月6日,郭敬明满21岁。当天,他与春风文艺出版社达成协议,由出版社出资租下上海市闸北区一套三室两厅的房子,他和好友阿亮、痕痕、Hansey等人组成《岛》工作室,计划以杂志书的形式出版十期。

2005年,郭敬明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梦里花落知多少》被法院判决抄袭庄羽的小说《圈里圈外》成立,他的处理方式十足少年意气—赔钱,但不道歉。他一时处于千夫所指的境地,他的名字拼音缩写“GJM”,一度甚至被用来指代“复制粘贴”。

作为《梦里花落知多少》的责编,时祥选模糊暗示:“文学作品有时候见仁见智,你说借鉴肯定有,但抄袭这码事……中间还有出版圈里其他人在这里边,也有人递话,让郭敬明给他们写个序签个约什么的,就能调停、息事宁人。反正,故事挺多。”

与此同时,春风文艺出版社还拖欠了《岛》工作室的稿费, 致使郭敬明财务周转出现问题,无法支付作者稿酬。

不喜欢暴露脆弱的郭敬明,就连对阿亮和痕痕都没有倾诉过痛苦。她们俩只觉得,他的情绪很不稳定,随时可能因为一点小事发火。他在那时的散文里写:“我是来自乡下的小孩,只能自己小心翼翼地学着规则。妈妈说,你就是杂草的命。”

同年,他与春风文艺出版社的合约到期,业界知名的畅销书推手、长江文艺出版社“金黎组合”金丽红与黎波向他发出邀请。签约时,金丽红对他说,“以后那些乱事儿你就完全不用管了,你听听,内心能承受住就行,剩下的事我们替你干。”版税分成怎么样?金丽红神秘地笑笑,“没一个作家和出版社能像我们分给小郭总这么大。”

在双方共同策划下,《岛》工作室转型成为柯艾文化传播公司,后又改名为最世文化,郭敬明出任最世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双方达成共识,“先做人、后做书”。新书出版时,金黎组合出面举办作品研讨会,请严肃作家品评推荐。为进入主流体系,他们专程请求王蒙和白烨作为郭敬明加入中国作协的介绍人,令他成为首个加入作协的80后作家。王蒙夫人去世时, 金丽红致电郭敬明,要他专程前往北京看望王蒙,郭敬明即刻答应。王蒙见到他时非常感动,将他介绍给了在场的诸位文坛名宿。金丽红挺得意,“一个懂得尊重老人、知恩图报的人,这对他的形象特别有好处。”

2006年10月,脱胎于《岛》的《最小说》月刊创刊,郭敬明出任主编。金黎组合希望他能在社会评价中进化为一个“正儿八经的杂志主编”。和《岛》相比,《最小说》拥有了正式杂志刊号,这对一本杂志非常重要。2010年,韩寒创办的《独唱团》就因“以书代刊”被叫停。《最小说》初期主要以郭敬明、落落等人的小说连载和散文为主要卖点,取得了巨大成功,单期销量曾高达七八十万册,并衍生出了《最INK》书系。《最漫画》、《文艺风象》、《文艺风赏》、《放课后》等四本杂志也相继创办。

17岁的郭敬明曾在散文里写过,“我有很大的功利情绪,我要用一个企业家的身份来经营艺术。” 今天再打量他这十年的经历,其实,他一直是以小说家的身份在做生意。

“最好的朋友”Hansey的背叛,彻底击倒过郭敬明。

挂断电话,郭敬明发了会儿呆,头埋在臂弯里,整个背都在颤抖。虽然悄无声息,但阿亮知道,郭敬明哭了。过了一会儿,痕痕陪着刚擦干眼泪的他出门,去落落家,希望能说服落落留下。见到落落,郭敬明又哭了。

“我成名了这么多年,因为工作的事情(而哭),很罕见…… 我就是很委屈,我为你们做的那么多事情,原来都一文不值。” 时隔多年,郭敬明仍然一脸黯然。

2004年6月6日,《岛》工作室成立,一群年轻人像乌托邦一般生活在了一起。他们一起审稿,看电影、唱歌、玩游戏,为工作室里的猫砂该由谁来清理,今晚轮到谁做饭这样的问题打打闹闹。出版社支付的稿费统一打到郭敬明的卡上,再由他按照事先约定的比例分给各人。痕痕是工作室的出纳,但她唯一懂得的财务知识就是在本子上记下每一笔支出,众人一起去超市采购东西回来,她还得拿着收银条一笔一笔算。

阿亮说:“当时我们就像《中国合伙人》,几个年轻人决定一起做件事,但大家什么都不会,只有本身最朴素的技能,只能一起摸索。”即使如此稚嫩,在市面上没有任何同类产品的情况下,《岛》还是成功了。

面对急速膨胀的市场份额,郭敬明开始展现出他的决断力。他先是休学,然后肄业,专心投入在职业出版人的角色上。面对好友,他的身份也开始从朋友转变为领导者,对工作质量与进度提出要求与考核,而这让习惯散漫的伙伴非常不适应。“那时候就觉得我们是朋友,你应该对我更宽容”,落落说。矛盾开始逐渐累积,他们之间逐渐有了微妙的等级之分。《岛》创办时,大家吃饭都是AA制,但随着生意不断壮大,郭敬明特意告诉大家,如果桌上有领导在,其他人不能买单,这样对领导不尊重。领导指的就是他自己。

2007年,因为对管理方式、薪资待遇不满,《岛》工作室核心成员、负责设计的Hansey另觅新枝,带着工作人员晴天和不二离职,创办了《岛》的同质化竞争刊物《爱丽丝》。落落则被郭敬明说服留下。

“由家庭式的小团队向公司转变,必然要经历由情感维系到制度制衡的过程。”如今的郭敬明看得挺清楚。“你只能和10个人成为生死之交,但如果公司有1000个人,不可能和他们都亲如家人。好朋友突然有一天问我,为什么你要这样,难道我们的友谊如何,这种审问令我挣扎。但这就是人生,就是创业。不断会有人落下或者选择其他东西,但你不能停下。一旦出状况,大家就可能会一起死了。”他开始认真思考重新建构公司的管理制度。即使在涉嫌抄袭时被骂得“妈都不认得了”,他还是坚持认为公司转型的那两年是至今为止“最痛苦的时间”。黎波将长江文艺出版社的一套制度介绍给他,他也开始学习商业管理,发现自己“没有公司章程、没有股份结构、没有收益”,“我们就像过家家,钱到我账上,我是爸爸,今天你要玩具,明天她要裙子,那就分给你们。”

《爱丽丝》没做多久就宣告失败,Hansey不得不承认,久经世故的郭敬明远比他通晓外面世界的规则,他们逐渐开始相互谅解。汶川地震后,老家在四川的郭敬明接到的第一个关怀电话就是Hansey打来的。不久后,Hansey回归了最世文化。阿亮和痕痕劝告过郭敬明,要他想清楚,“咬过你一口的人还要不要再相信。”郭敬明则说,“其实他像当年的我,心高气傲,一定要去外面闯一闯。回头找我,就是对我的认可。”

“过去的日子像乌托邦一样美好,但愈美丽愈脆弱,根本不可能抗住现实社会的颠簸。”他开始主动寻求建立现代商业管理制度。今天的最世文化,员工要按时打卡上下班,工作时间出外、用车、调休、加班,都需要填写相应申请单,绩效考核和奖惩制度也一早建立完善,这给了郭敬明安全感。

他将极大的热情倾注在公司上,阿亮和痕痕是最世文化的两位副总。痕痕负责管理签约作家,阿亮负责公司运营,除此以外他还有五名专职个人助理,但所有的重要事务均需要郭敬明点头同意。《最小说》所有的文章(微博)出刊前,郭敬明都会自己挑选一遍,淘汰比例大约为四分之三。有些稿子他看过后,还会自己加投稿者的QQ,商量修改。最世文化签约的所有作者,均由他一手选定。旗下每本杂志的标点符号、字体、颜色,甚至行间距都要经他审核。当他看重的作家出版新书时,就连广告他都会亲自推敲。筹备电影《小时代》,所有的外景地都由他亲自挑选,他甚至为此五年来第一次坐了地铁。所有的演员他都要亲自约谈,说服他们完全认同自己对角色的理解。

不仅是工作领域,他也希望杜绝生活中一切的未知。如果厕所里没纸,他会“发大飙”,如果有人敢在生日当天给他个惊喜,这对他来说只是惊吓。“你要送我什么礼物一定要提前告诉我,最好颜色款式都能我自己挑选,要不然我一定不喜欢。”

《小时代》男主角宫洺有个怪癖,不能容忍电话响起三声后还没人接听,这其实就是郭敬明。猫某人说,“我们每个人都给他特设了一个来电铃声,从警报声到消防车都有,甚至有人是婴儿大哭。”他甚至会在凌晨三点突然打电话叫醒下属商谈公事,浑然不知时间已晚。公司设计总监胡小西说,“他表扬和批评都特别直接,QQ聊天时他很喜欢用感叹号,说你做的东西‘跟屎一样’,后面跟十个‘!’;‘太美了’,也是十个‘!’一定要你把东西做到他想要的样子才行。”

创业九年,身家过亿,他从未休过一个完整的假期。仅有的几次出国游玩,他都要带上一批旗下作家,出版游记。

《最小说》成功后,他又先后打造了杂志《文艺风象》、《文艺风赏》,分别由落落和笛安出任主编,目标受众为大学生、社会新鲜人和文艺青年。一直到现在,每期杂志出版前,他还要看过PDF才放心。

在挑选作者时,虽然他挺看重作者写作是否通俗易懂,预估市场反馈,但最终打动他的永远是“作者独特的个性”。最世文化强调,绝不强迫作者跟风写作可能流行的题材。落落是校园文学领域的领军人物,后来转型写作《剩女为王》。小读者很苦恼,郭敬明却非常支持。猫某人的文字风格略带黑色幽默,也不喜欢写缠绵悱恻的文艺爱情故事,有些年轻读者接受不了,郭敬明专程在微博上出声力挺她。

如今公司已经转型为产业化运营,最世文化与60多位签约文字作者的合同中从未规定过对方必须写什么、写多少。类型从奇幻、言情、校园、穿越、武侠、都市、玄幻到引进书系,领域宽广,开给作者们的印数、分红也均好于国内一般出版社,所有新书还都会在公司旗下杂志大力推广。现在,最世文化一年出版量接近五十本杂志、八十本书,出版圈内戏言:“长江文艺一半的书都是他们做的。”

身为作家,郭敬明对创作有着朴素的尊重。不止一个人说,如果他肯放弃自我写作,也许他的生意能做得更大。但他强调,作家永远是自己的梦想。他意识到了写作对自己产业的支撑作用,“抛弃这个身份去跟别人比,我没有优势。”也坦陈没有时间和精力创作真正意义上的严肃文学作品。但他还是保持着一年出版一部长篇小说的速度,写作一直都是他心中的伊甸园和永无岛。只有埋头写作时,他志得意满的现在才会和恋恋风尘的过去合二为一,提醒他的初心。

已经年满三十的郭敬明曾被很多人质疑,读者太年轻,等他们长大了,他何以为继。金丽红举了个例子:白岩松的儿子小学时喜欢郭敬明,上中学后崇拜韩寒。去年郭敬明要求《最小说》封面设计更偏向黑白色调,销量立刻下滑,学生们还是喜欢华美的风格。他更大的苦恼在于,旗下出版物虽多,盈利点却很单一。以青少年为目标读者的《最小说》、《最漫画》根本拉不到广告,只能靠销售。《文艺风象》由此被寄予厚望,他在推广上下工夫,进入全家、罗森等便利店销售渠道。偶尔他还会亲自客串广告销售业务员,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开拓市场。

他的版图并不止于出版物,拍摄《小时代》是他迈向自己商业帝国的第一步。他曾参与过陈天桥提出的“东方迪士尼” 计划。现在,这成了他的梦想。影视和游戏开发,文具和周边制作,都在他的商业计划里,他豪言“要打通产业链,规划里还有很多版块,像打游戏一样一个个解锁”。

精明的郭敬明看到了马革裹尸还的前辈,知晓不能冒进。他拒绝了两家基金公司提出的投资入股方案,保持自己对最世文化的独立控制权。为了成功拍摄《小时代》,他集合了所有手上能掌握的资源,希冀通过这部电影来熟悉此前陌生的电影行业。一旦自己成功,下一步就是让落落和笛安复制自己的经验, 上马新的题材。像以前一样,他做那个摸着石头过河的人,沿路惦记着为后人搭桥。

黎波说:“有些人是做事,郭敬明是做局。”一个人总迷恋自己在舞台上的身姿,就只能一直做个舞蹈演员, 没法变成班主。郭敬明也意识到,最世文化必须“去郭敬明化”。2013年初,公司在乌镇开年会, 他声色俱厉地批评了编辑们,用词之重让金丽红在台下听傻了。起因就是在他埋首拍电影的几个月里,《最小说》的表现不尽如人意。

郭敬明算了一笔账,新概念作文大赛从1998 年办到现在,拿过一等奖的好几百人,到今天能被大家一口叫出名字的只有他和韩寒。他将自己的地位与财富归结于抓住了机会,“第一我聪明; 第二我意志坚定;第三我运气好。”三者中,唯一能控制的就是自我意志,他有“一颗一定要成功的心”。

郭敬明有些偏执地希望,自己能够永远做时代的弄潮儿。2007年,他参加一档财经类节目,没听懂主持人提出的问题,那种面红耳赤的感觉让他从此患上了强迫症,不能容许自己有任何完全不知道的事情。猫某人在下班后接到过他的电话,那头的声音焦躁不安,“又出来了一个新电影、新趋势,你看了吗?我们怎么办啊,是不是跟不上新趋势了?”她只能又回到办公室,和郭敬明开会。

每个月他要买几十本杂志和书,从财经、时尚、娱乐、家居装潢到文学,什么都看。上飞机前永远拿着一个大袋子,里面装满了各种杂志,看到有用的就撕下来。猫某人说,“不管是工作、逛街还是吃饭,只要见到他,手上永远拿着本书。”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别人无论提到什么话题时,他都能及时发表见解,而这种感觉也让他特别享受。

经历过这么多后,他的棱角也被渐渐磨平。黎波还记得第一次见面,他整整迟到了一个小时。那会儿他年少气盛,心里总觉得“老子天下第一,你们懂个屁”,从眼角里斜斜地打量人,透着股桀骜,对吃穿住行也挺讲究。出门吃饭时,服务员上菜慢了, 他就会叫来领班论个一二。阿亮和痕痕都知道,那会儿千万不能和他辩论,他一定要说服所有反对他的人;和他约会,如果迟到五分钟,他都能生好半天气,孩子气地拒绝说话,必须要人哄。

现在他想起那会儿的自己,哑然失笑,“那会儿我真是个挺荒谬的人。但慢慢就发现了,世界远比想象的辽阔,你其实特别弱。”现在再和金黎组合开会,他成了提前到场的人, 言谈中对两人的身体状况关怀备至。忙起来他也会抱着十块钱一份的盒饭埋头猛吃。每年身边人过生日,都会收到他精心准备的大礼,金丽红就收到过一万多块的围巾、古董麻将、iPhone5,样样都动了心思。

下属都觉得,他比以前平和多了,“不可能再吹胡子瞪眼,” 胡小西说,“可能是因为他经的事多了,觉得这些都不算什么了吧。”他自己则说,“现在我一定会先表扬别人两句,再轻描淡写地说,有个地方你可能要注意一下。”

更大的改变体现在看待世界的方式上,郭敬明已经懂了,圆滑与世故未必是贬义词。我们请来的摄影师刘香成为他拍照,他被要求坐在自家悬空且不承重的玻璃屋顶上,稍有不慎可能就会跌落受伤。助理试图阻止,他摆摆手: “别,就依着刘老师。”一天工作18小时后,他仍然要挤出时间参加某位娱乐圈人士的生日Par ty。痕痕心疼他,劝他休息,他笑笑,“要搞关系,我能不去吗?”

黎波说:“他懂得分辨哪些人重要,哪些人不重要,又该怎么去对待人家。”《小时代》电影监制柴智屏说,拍片过程中,两人没少争执。但某次开会,郭敬明突然直视着她,半晌说:“柴姐,你真像我妈妈。”又把母亲的照片拿给她看。从此之后,每当再有分歧,他就改口叫她“母后”,“‘母后母后,我希望可以怎么怎么样。’他这么一叫,我是不是就得他要什么我给什么了呢?监制变成妈妈了。”

郭敬明不愿意说自己是个势利的人,在他看来,他只是学会了圆融地与世界相处。他说自己“是个入世的人”,面对社会地位高过他的企业家和前辈们,他给自己定位的形象是个“乖巧的学生、小朋友”,而且再三强调“我不是装出来的”。2009年, 郭敬明曾与黄永玉一起做过一档电视节目,他事后专门写过一篇博客,里面这么写,“见着黄永玉老师一次,真的是我八辈子修来的福气……我是多么幸运啊……他脸上闪耀着人生岁月的光。”

18岁时,他在散文里反复强调,“我希望所有人都喜欢我。” 某种程度上,到今天这还是他的愿望,只是范围从“所有人”变成了“身边人”。

他害怕孤独。落落说,“他是没法接受有任何一顿饭自己吃的人。”和朋友一起出去,他总觉得自己有义务不冷场,饭局上他屡屡敬酒,KTV里他传播最新的游戏,Party中他就成了只蝴蝶, 抱着酒瓶在人群中飞来飞去。他天生具有沙龙主人公的意识, 想要照顾好现场每个人的情绪。如果有人局促不安,他远远地就会看到,立刻凑过去闲聊说笑,穿针引线,将他介绍给其余人认识。胡小西说: “他不能容忍身边有人不开心。”

买下位于静安寺的这座三层洋房后,他将第三层改建为了自己的房间,一二层则用来给公司办公。他自嘲:“我骨子里还是个农村小青年,喜欢一帮人一起,热热闹闹。每天一睁眼就有一大堆人。我想有一个大大的家。”

郭敬明不喜欢在公共媒体上生事,相比起曾在接受采访时用“我和郭敬明男女有别”之类言辞攻击他的韩寒,他一直显得很沉默:“我是个攻击性不强的人。”2012年韩寒代笔门闹得沸沸扬扬, 他一句话也没说,这让不少人对他改观。

不过,即使是面对最好的朋友阿亮和痕痕, 他也不喜欢“传染负能量”。柴智屏说:“他把自己内心的感受藏在了很深的地方,害怕暴露出自己真实的一面。”

购物是他最喜欢的发泄方式。他擅于理财, 业余爱好看城市规划论坛的他,依循上海市政规划,买了九套房子,每一套都让他发了大财。坐拥巨额财富的他并不遮掩自己奢华的生活方式,他穿“CK的内裤、LV的鞋”,在上海顶级豪宅“汤臣一品”露台上自拍,夸耀家具的价格。而这太容易激发仇恨了,批评他炫富的声音比比皆是,还有人说,“郭敬明除了钱什么都没有。”

可问题是,为什么一个人有了钱,却不能自由自在地花呢? 痕痕说,他从没有超出过自己的经济范围来花钱。《幻城》大卖后,他搬出了学校,和另外三人合租了一套毛胚房,两人一间。没有床,他睡在泡沫床垫上,自己做饭,生活简朴。他的生活标准一直和他的收入水准相匹配。他自己则颇有些恶狠狠地回应, “管得着吗?我的底线就是,只要钱是我奉公守法靠自己双手赚来的,你就没有任何立场来管我怎么花。”

他宁可出格,也“讨厌平庸”,拒绝成为一个符号,“我不想要表演一个模范,我可以在公众场合不穿名牌,不描写奢侈品, 捐钱做慈善。可那不是我。说难听点,学校里的三好学生一定是朋友最少的那群人。”

众口一词的喧嚣与嘲讽激起了他的逆反心理,《小时代》中反复出现的奢侈品是他的武器。“我当年非常清楚,这一定会刺痛那些卫道士的神经,一定会变成争议性的话题。我就是刻意要血淋淋地挑起这些矛盾。”

像所有在短时间内积累起巨额财富的人一样,郭敬明急于捍卫自己财富的正当性。他将所有对他的质疑归纳为嫉妒、“仇富心理”和不理解,振振有词地为自己辩护。

数月前,他和落落一起去了躺法国,途经一座修道院遗迹, 他赞叹古建筑的壮美,直呼能在这儿住一晚上就好了。落落大惊:“住在遗迹里,你不怕鬼吗?”他说:“不可能,有鬼也不会害我,都是来帮我的。我这个人很正,从来不做伤天害理的事。”

“为什么要让不爱上海的人出生在上海?上帝一定搞错了。”16 岁的郭敬明这样问。

那时他迷恋上海,他写,“燃亮整个上海的灯火,就是一艘华丽的邮轮。”而他的故乡自贡“多少有些令人啼笑皆非。一句话,它是一个像农村一样的城市,一个像城市一样的农村…… 所以我固执地认定我将来的生活应该在上海。”

热爱文学的他在脑海中建构起了一座梦幻的上海城,那里象征着纸醉金迷和夜夜笙歌,是货真价实的欲望都市。“那些作者描写晚上十一二点走在街上,累了直接进罗森买一杯热咖啡。罗森是什么?我根本不知道。这样的生活好酷!十二点,我们那边的医院都不一定开着。”

怀抱着对上海的憧憬,他参加了在上海的新概念作文大赛,“我并不会像其他的获奖者说的那样,自己随便写写,然后就拿了大奖。我是很认真地想要拿第一名,用尽全力地,朝向那个最虚荣的存在。我写了整整7篇五千字的文章。我买了七本杂志,剪下七张报名表。”

进入复赛后,他生平第一次离开自贡,前往上海。从人民广场地铁站出来后,他“吓傻了”,一圈摩天大楼,“最矮的那栋都比我住过最高的还高。”他立誓要考去上海。

可上海并不总是温情脉脉,大城市崇奉的是速度、力量和不顾一切的激情,对于一个要自己拎着箱子报到的少年人,他要学会的第一课就是:生活残酷,现实不是文学。“我下了飞机,自己拿着地图研究上海大学在哪儿,怎么坐地铁。我根本不敢打车,从机场去宝山校区要两三百块,我拿不出来。到了学校,周围都是本地生,开着私家车,身边爸妈保姆站了一群伺候着,他们就拿着可乐、戴着墨镜。我呢?一个人跑来跑去交钱、领宿舍,担心我的箱子会不会被偷。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又孤独又渺小。”

不久,妈妈去上海看他,母子俩搭地铁出外。第一次坐地铁的母亲不会刷卡过旋杆,先进去了的他站在里面发急,一个工作人员走了过来,帮了他们。他刚想开口说“谢谢”,却听见对方低声地说了句,“册那,戆色特了。”(操你妈,笨死了!) 留下目瞪口呆的他,还有听不懂上海话而一直对她点头感谢的妈妈。

“那一瞬间我握紧了拳头,可是却任何事情都不能做,因为不想让我妈妈体会到这种羞辱。如果不知道,其实就等于没有发生过。只剩下听懂了这句话的我,站在原地气得一直发抖。”

家境平凡的他也从那时起开始领悟到了金钱的重要性。在学校的食堂买午饭时,他有时想买一碗蒸蛋,可就连这个钱都拿不出来。他喜欢喝学校卖的珍珠奶茶,却不能每天都喝,否则就没钱买鞋子了。他只带了两双鞋子去上海,还都是夏天的,到了冬天,脚就冷得发痛。

学习影视编导的他一入校就被要求买一台照相机、一台DV 和一台高配置的电脑。他犹豫了一星期,才拨通家里的电话,小声地告诉妈妈。过了足足一个月,他才收到家里寄来的钱。一直到今天,他都没有问过妈妈,那笔钱到底怎么来的。

大一未成名前,他和阿亮相约去世纪公园看过一次烟花,入园票价80块,他只有60块。他们只能站在门外,仰着脖子看到烟花在头顶炸开,他和其他那些不愿或不能买票的人一起欢呼起来,心里却暗暗发誓,总有一天,他也要进入公园。

所以,后来他说,“我疯狂地买各种奢侈品,带着一种快意的恨在买。”大概也就是从那时开始,他形成了后来的世界观—成王败寇,胜者为王。

今天的郭敬明还是会经常做梦,梦见第一次来上海参加新概念大赛的自己,梦见刚进大学的自己。他有不舍和怀念,但更多的则是庆幸自己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把握了机会。他甚至会责怪未成名前的自己浪费了十个月的时间来玩乐,没有为日后的成功学习储备。“不过,谁的青春没浪费过。”他薄薄的嘴唇抿起来,略带嘲讽地微笑了一下。

可他毕竟到上海了,“虽然那么乱、那么辛苦、那么害怕, 可我在上海了。我知道我不会走了,属于我的新生活要开始了。”

20 02年,郭敬明刚进入上海大学时,班上除了他,全是上海本地人。老师总遗忘他的存在,一口上海话叽里咕噜。他钻进书店,斥“巨资”一百多块,买了一套上海话教学磁带,用自己的CD机换来了阿亮的复读机,一句一句跟着学。缠着身边的上海人和他对话,毫不怯场地说着夹生的上海话。

2013年,他已经能说一口流利的上海话了,身份证上印着“上海市静安区”,他的父母坐上了凯迪拉克和奔驰。

“你征服上海了吗?”

30岁的郭敬明先是不假思索地点头,然后又迅速地摇头, “还没有”,他笑起来,往后重重一靠,陷在那套Ken zo沙发里。他的声音轻快,甚至带有几分戏谑:“我看上了一套很厉害的房子,但我现在买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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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评论:1   其中:访客  1   博主  0

    • avatar 摄影基地 4

      博主你真能写啊!但是我没看玩~